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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参与动植物保护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拿什么拯

浏览次数:126 时间:2019-10-04

随着环境的改变,经济发展迅速,很多常见的物种渐渐稀少,不少动植物濒临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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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野生动植物保护的大国行动

地球上野生动物物种正在以每小时一种的速度消失—— 拿什么拯救你,濒危动植物

    213只大大小小的熊掌,密密麻麻地塞满在5只废旧轮胎内,这些熊掌皮肉外翻、指甲狰狞,沾满暗红色的血迹……去年5月22日的这一血腥场面,至今令满洲里海关的关员无法忘记。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查获的最大一起熊掌走私案,这一天正好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半年后,一个打着“水果干”名号贩卖穿山甲鳞片的大型走私团伙被北京海关成功捣毁。一只成年穿山甲全身能取下的鳞片最多也不到1斤,而这起走私案涉案穿山甲鳞片总重量高达1000多公斤。
    触目惊心数字的背后,是对濒危动植物资源的疯狂杀戮与掠夺。据统计,在过去的10年间,由海关缉私部门立案查处的走私濒危物种刑事犯罪案件超过1000起,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一项统计显示,地球上野生动物物种正在以每小时一种的速度消失。在目前已知的4650种哺乳动物中,每4种就有一种被列为“高危”物种将在近期灭绝,更有高达20%的两栖类、爬行类动物和30%的鱼类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
    正如生态专家的告诫——野生动植物一旦走向灭亡,与之关联的自然生态失衡、土壤侵蚀加剧、疾病暴发流行等,就将无情地报复人类自己!
    对野生动植物走私“零容忍”     “野生动物走私呈现出三大特点,即走私珍贵动植物、动植物制品案件呈多发趋势,并以进境走私为主;部分案件走私数量、价值过大,且危害严重;旅检渠道零星走私活动仍屡禁不止。”海关总署缉私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许文荣说。
    为此,在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的统一部署下,海关、公安边防以及国家林业局联合亚洲、非洲和北美等地区22个国家的执法机构,在去年初成功开展了一次代号为“眼镜蛇行动”的打击濒危物种走私专项行动。
    据悉,这是我国首次牵头组织的跨部门、跨国、跨洲联合缉私行动,而发起这一行动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近几年来老虎、犀牛、大象、穿山甲等濒危物种走私猖獗,且主要走私地在亚洲,国际社会对此非常关注。
    “这次行动的目的性极强,就是针对老虎、犀牛、大象、穿山甲等濒危野生动物的走私,中国以实际行动来证明,我们对野生动植物走私违法犯罪是‘零容忍’的。”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巡视员周亚非表示。
    不仅如此,海关缉私部门会同相关国际组织与主管部门,还先后开展了打击濒危物种走私的“老虎行动”、“旋梯行动”、“类人猿执法行动”、“飞鹰行动”、“南方二号”行动、“国门之盾”行动、打击水生野生动植物犯罪专项行动等。
    “通过加大与分布国、过境国和消费国的合作力度,有效遏制了当前濒危物种走私犯罪的高发势头。”许文荣告诉记者,中国作为行动牵头方,以其出色的表现被授予《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CITES)“秘书长表彰证书”,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此外,中国海关还两次荣获“克拉克巴文野生动植物执法奖”,该奖是国际野生动植物保护界的最高荣誉,被称为野生动植物保护领域的奥林匹克冠军奖。
    过度国际贸易是“罪魁祸首”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过度的国际贸易正是导致野生动植物濒临灭绝的主要原因之一。巨额的利润推动了犯罪分子铤而走险,而消费市场的存在客观上也刺激了走私者牟利的贪欲。
    檀香紫檀俗称小叶紫檀,我国曾是它的主要生长地。由于材质优良且生长极其缓慢,需要八九百年甚至上千年才能成材,檀香紫檀非常珍贵。然而,近年来人为的过度砍伐,已经让这个珍稀树种濒临绝种。
    不仅仅是小叶紫檀,植物中的红豆杉、兰花,动物中的老虎、犀牛、穿山甲等,如不加以保护,或将都要遭遇这样的命运。
    周亚非告诉记者,为了预防濒危物种因过度贸易和开发利用而遭到濒危或者灭绝,《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于1975年正式生效,“目前《公约》有178个缔约国,基本上涵盖了所有的主要国家,我国于1981年缔结该公约”。
    据悉,该公约包括三个附录:列入附录Ⅰ的主要是受国际贸易影响而濒临灭绝的物种,包括老虎、犀牛、大象、大熊猫、金丝猴等,这类物种的商业性国际贸易是被完全禁止的。
    列入附录Ⅱ的主要是目前虽没有濒临灭绝,但如果不严加管理,就可能濒临灭绝的物种,包括猕猴、穿山甲、巨蜥等,这类物种的国际贸易受到严格限制,但可以在许可下进行。
    列入附录Ⅲ的主要是各国需要其他国家配合保护的一些本国物种,这类物种的国际贸易在提案国受到严格限制,比如我国分布的一些龟鳖类物种。
    “目前列入公约附录的物种有35000种,其中附录Ⅰ约有1000种,剩余大部分都是附录Ⅱ的。”周亚非说,缔约国大会每两到三年召开一次,对公约文本进行修订,比如最近一次修订就增加了大量木材和海洋物种,特别是红木类和鲨鱼类等,这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保护濒危物种、建设美好家园的共识。
    莫成濒危动植物走私的“帮凶”     如果不经意携带了象牙类纪念品入境,算不算违法?对此,许文荣强调指出,无论是否存在主观故意,无证携带象牙纪念品等濒危物种制品出入境均属违法行为。
    据悉,我国对象牙雕刻行业生产、研发、销售的各个环节实行了一系列的严格监管。目前,只有符合公约规定且获得中国CITES公约管理机构核发的允许进出口证书后,才能合法进出口象牙及其制品。
    为提高保护意识,避免非法携带濒危物种及其制品现象的发生,海关等部门加强了对出入境人员的履约宣传教育工作,包括在口岸设置宣传橱窗,摆放宣传海报,散发宣传折页。
    “去年,我国还通过三大移动通讯公司,向所有出境的我国公民,发送保护野生动植物提示短信。这种直接点对点式的宣传,在全球尚属首创。”周亚非介绍说。
    今年1月6日,海关总署、国家林业局联合销毁6.15吨象牙及制品。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公开销毁非法象牙及制品,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张建龙表示,此举旨在进一步显示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和严厉打击野生动物非法贸易的立场和决心,震慑非法盗猎、走私、交易野生动物的犯罪分子,在全社会形成保护野生动物的良好局面。
    事实上,销毁、焚烧作为联合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建议的处理方式之一,已成为近年来处置象牙、犀牛角等物品的国际惯例。
    周亚非表示,对于其他林业或渔业野生动植物及制品,主管部门将按照国家或者国际公约有关规定,要么组织救护,要么放生野外,要么返还原产国,要么捐赠给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博物馆等作为宣传教育、执法培训或者科学研究之用,一些野生动植物制品还可以通过公开拍卖给具有合法资质的单位。(记者  顾阳)

  在我国濒临灭绝的植物有:中国鸽子树--珙桐、大树杜鹃、野生荔枝、水杉、望天树、核桃雪莲、夏蜡梅等。

在市中心一湿地公园的湖中悠然自得的丹顶鹤、黑天鹅。

——专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孟宪林

野生动植物是生态平衡的基石,是人类生存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野生动植物保护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在拯救濒危物种方面积极输出中国方案和智慧,树立了负责任大国形象。

2019年1月17日,中国、俄罗斯、蒙古国签订了《白鹤研究与保护合作备忘录》,就白鹤在越冬地、栖息地、度夏地的繁殖、生存状况等全方位的保护建立长期合作机制。

野生动植物是生态平衡的基石,是人类生存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后签署加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并在大熊猫、朱鹮、扬子鳄等濒危物种拯救以及自然保护区建设、打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等诸多方面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树立了负责任大国形象。

“跨境保护是最符合动植物天性的,尤其是对迁徙物种。目前,除了《保护野生动物迁移物种公约》我们尚未加入,中国已经加入了大部分的国际公约,并与多个国家签署了保护野生动物的多边、双边协定,其中有些还是中国牵头的,中国为保护全球生态文明做出重大贡献,但也面临野生动植物跨国团伙犯罪、网络交易等难题。”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孟宪林如是说。

成果斐然

《环球》杂志:中国野生动植物保护现状如何?主要存在哪些问题?经过多年采取加强栖息地保护、繁育放归、管理执法宣传等措施,我国亚洲象、大熊猫、藏羚羊、朱鹮、鹤类、扬子鳄、大鲵等濒危物种,以及野猪、鹿、雁鸭等一般性动物数量和分布都有所增加,大部分野生植物资源和分布处于正常状态。

孟宪林:

问题较大的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栖息地减少和破碎化;第二,野生麝、穿山甲、高鼻羚羊、亚洲犀牛等野外种群数量比较少,有的已经野外灭绝;野生兰花等珍稀植物状况不乐观;红木类树种资源量小,主要依赖进口;第三,近海鱼类资源量下降,一些濒危物种数量也如此;内陆河流、湖泊中许多水生野生动物濒危状况明显。

此外,亚洲象、穿山甲、高鼻羚羊、犀牛等产品走私时有发生,执法和管理任务很重。

《环球》杂志:作为《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性公约的缔约国,中国在跨境野生动植物合作保护方面,做了哪些积极探索?野生动植物保护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栖息地保护,野生动植物栖息地是野生动植物生存繁衍的重要自然区域,保护栖息地是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关键,其次是打击偷猎、非法采摘等犯罪行为,最后才是一些人工繁育措施。

孟宪林:

为此,我国建立了大量自然保护区、保护小区、湿地公园等,近年来又大力推进国家公园体系建设,其中很多都是跨境的栖息地,比如云南西双版纳野生动物走廊、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黑龙江兴凯湖自然保护区等。从1978年开始实施的“三北防护林工程”,以及从1998年开始实施的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等一系列大工程,使得我国林草植被覆盖得到恢复和增长,也为野生动植物提供了生存繁衍条件。

我国还和亚、非、拉、欧、美等各大洲国家进行保护地交流合作。以迁徙鸟类为例,在我们国家所有的鸟类当中,候鸟有700余种,其中20余种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100余种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这些候鸟在亚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间存在迁徙交流。为了更好地保护候鸟,我国已与日本、澳大利亚、韩国、俄罗斯等国家签订了双边或多边协定,比如中日在黑嘴鸥、中澳在涉禽活动、中俄在勺嘴鹬等方面均有长期合作。

我国还建立了国际和区域合作机制,例如雪豹、虎豹、大象单独物种国际会议机制,打击野生动植物犯罪、打击非法采伐等国际机制,与国际刑警、联合国毒罪办、世界海关组织等的合作机制,与东盟、南盟、非洲卢萨卡议定书执法组等的合作机制,以及打击野生动植物犯罪联盟机制。

《环球》杂志:我们注意到,除了保护本国野生动植物外,中国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合作,帮助他国保护珍稀物种。www.4118.com,是的,我国在野生动植物保护技术、装备、方法等领域的研发与应用已较为成熟,我们也经常将这些技术、方法、设备提供给有需要的邻国,并组织开展对亚非拉国家管理和执法人员来华培训研讨活动。

孟宪林: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中国帮助蒙古国保护戈壁熊。戈壁熊是世界上唯一生活在沙漠地区的熊类,由于栖息地环境恶化,在世界其他地区已经绝迹,目前仅少量存活于蒙古国南部戈壁地区,是蒙古国“国熊”。当前,戈壁熊物种已处于极度濒危状态,估算仅存世20多只,且生存环境十分恶劣。

为保护戈壁熊,中国提供无偿援助资金,从2018年起开展为期三年的戈壁熊栖息地管理和技术援助项目,包括栖息地生境质量评价研究、栖息地食用植物种群动态研究、栖息地生物多样性监测研究、戈壁熊种群数量研究、培训保护区技术和管理人员、提供保护区专用设备、野外补食等一揽子援助内容。

《环球》杂志:近年来,中国在非洲野生动物保护,尤其是禁止象牙贸易领域,做了哪些工作,成效如何?一方面,中国政府向津巴布韦、坦桑尼亚、纳米比亚、肯尼亚等多个非洲国家提供资金和越野车、皮卡、平地机、手持对讲机、太阳能移动电源、背包、睡袋、冲锋衣、帐篷、望远镜、手持GPS定位仪、柴油机水泵等设备,专门用于保护非洲野生动物资源,支持非洲国家保护管理执法,促进非洲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在非洲栖息地保护、繁育研究等方面开展实质性工作,如肯尼亚铁路项目中关注解决栖息地和动物保护问题等。

孟宪林:

中国对象牙贸易采取最严格的监管措施:长期对象牙加工利用实行限额、限地管理;2015年开始实施暂时禁止进口象牙制品;2016年又将禁止进口范围扩大到公约签署前所获象牙及其制品;2017年底全面禁止国内象牙商业性加工和销售,成为全球打击象牙非法贸易措施最严格的国家。为全面实施“象牙禁令”,我们联合外交、文化、海关、市场等部门多次在国内各地开展检查和宣传工作,以确保该项措施执行到位;同时,我们还赴坦桑尼亚、马拉维、莫桑比克、赞比亚、乌干达、埃塞俄比亚等13个非洲国家开展濒危物种保护宣讲会,呼吁公众远离象牙等野生动物制品非法贸易。

加强国内外联动执法首先要指出,野生动植物犯罪问题是否愈演愈烈、规模扩大、数量升级?这个还没有全面深入的研究、没有权威的结论。全球人口增长、人类活动加剧,导致大量的自然环境发生改变,野生动植物栖息地丧失,野生动植物资源减少,这是不争的事实。而非法猎杀、利用以及国际贸易情况既有恶化的一面(在个别地区、国家,或一些种类上),也有逐步或局部好转的一面,通过科学技术进步、大量开展人工培植繁育,许多物种资源量也在增加,很多国家及其民众的认识和行动也有很大改观。

《环球》杂志: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国际犯罪团伙和武装组织通过掠夺地球资源获利,野生动植物的跨界保护,除了就地保护,还需要铲除野生动植物犯罪链条,这方面中国做出了什么努力?如何搭建野生动植物保护和执法打击国际合作平台?

孟宪林:

但这些年来,跨境团伙犯罪确实是需要国际社会重点关注的问题,需要各国合作予以打击遏制。2013~2015年,中国会同东盟野生生物执法网络、南盟野生生物执法网络、卢萨卡议定书执法特遣队等联合组织三次跨亚非拉欧洲各国的联合执法行动——眼镜蛇行动,前后110个国家参加,开展情报交流合作,查出一大批非法猎杀走私濒危物种案件、抓获犯罪团伙人员,展示了各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协作执法的意愿和行动,在国际上产生很好的反响,增强了国际信心。中国作为重要组织方、参与方,发挥了积极和主导作用。特别是中国海关缉私部门派遣专门小组到肯尼亚抓获惯犯,并解押回国,开辟野生动植物领域执法国际合作先例。

在打击野生动植物犯罪上,中国会一如既往加强国内执法,包括野外栖息地、运输、加工、利用、销售等各领域的执法,通过部门单位职能分工日常执法,和组织集中联合执法行动,保持高压态势;同时加强国际联合执法,特别是与周边国家边境地区执法,与非洲等特定区域围绕重点物种开展执法,加强口岸监管,以及网络、快递等领域的执法,重点打击团伙犯罪活动。未来中国还要积极参加国际或区域联合执法行动,扩大国际执法合作范围领域。

此外,我们还将继续加强宣传教育,通过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举办“野生动植物日”、“爱鸟周”活动、口岸宣传以及海外宣教等活动,提升公众包括海外人员的认知,包括对法律、规定、生态生物学意义的认知等,从而使更多的人加入到野生动植物保护行列中来。

《环球》杂志:中国在野生动植物跨境保护上还面临哪些问题和挑战?中国人口众多、国境线长、周边国家国情社情复杂,出入境旅游人员和务工人员多、海外生活人员多、外国来华人员多、经贸人文活动多,通讯和运输工具多样化、快捷化,无论是野生动植物就地保护,还是控制跨国非法贸易,都存在很大工作难度。

孟宪林:

近年来,外来物种入侵带来的生态破坏也很严重,对我国的生物多样性构成严重威胁,特别是外来草本和藤本植物。例如“北美一枝花”,繁殖能力、扩展能力都极强,对本土物种影响很大;还有薇甘菊,是一种藤本植物,它会攀附乔木或者灌木植物,直至被攀附的乔木或灌木死去。

兼顾保护和发展这种说法不正确,也不专业。

《环球》杂志:近年来,中国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或媒体指责是最大的野生动物消费国,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孟宪林:

比如有人说中国人吃鱼翅,导致有些鲨鱼种群的减幅高达99%,甚至完全消失。但实际上,鲨鱼有400多种,其中,经常被捕捞利用的有上百种。利用鲨鱼的国家很多,比如欧美等国就用鲨鱼皮制成皮革,将鲨鱼肉制成罐头或作为三明治主料,用鲨鱼脑垂体制作免疫血清,将鲨鱼软骨组织制成软骨素,从鲨鱼肝脏中提取鱼肝油……在欧洲,鼠鲨三明治售价远远高于牛肉三明治;在美国,鲨鱼肝油作为品质最高端的鱼肝油,被高价售卖到世界各地。事实上,西方国家对鲨鱼捕捞和利用量不见得比亚洲以及中国少。

中国近海一直不存在规模化的鲨鱼渔业,都是兼捕所得,比如捕捞金枪鱼等经济鱼类时意外捕获鲨鱼,由于鲨鱼体型巨大且攻击性强,不可能再单独放生,因此有了对鲨鱼鳍的利用。由于我国“三公消费”限制政策的有效执行,以及政府保护鲨鱼资源的号召,近年来鱼翅的消费量直线下降,鲨鱼鳍加工目前保有量不足过去年份的30%,但国际上鲨鱼的捕捞和利用量并没有因此大幅下降。因此,全球鲨鱼数量和种群减少的问题并不是中国所导致的,过去这方面舆论说法有误导。我认为对鲨鱼最好的保护控制是规范渔业捕捞方式,特别是改变西方主导的围网和拖网的捕捞方式(因为鲨鱼主要以兼捕方式被捕捞),以减少对鲨鱼资源过度利用。

此外,我还想指出,非法猎杀和非法贸易不仅仅是消费国的问题,很多野生动物非法贸易是当地人为了从中获取利益,解决生存问题,或者源于人兽冲突。像前面提到的象牙贸易,中东部非洲和南部非洲各国之间的争议也非常大,有强调单纯保护、禁止任何利用的,也有强调保护和合理利用兼顾的,每个国家的实践和成效也不尽相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既要大力加强大象相关保护措施,同时还要注意提升当地居民生计水平,综合施策,这样保护工作才能更为有效。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是一个链条,相互间有着紧密联系,资源国、沿途中转国、消费国几个方面都要采取行动,解决各部分和环节的问题和症结,国际保护机构和组织也要担负起相应的责任,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做好引导等相应工作,大家齐心协力推动问题解决。

《环球》杂志:正如你所说,由于全球各国对野生动植物规定不同,重视不一,也成为执法一大难点盲点。对此你有何建议?我简单说个例子,上世纪70年代是非洲白犀牛数量最少的时候,当时南非和肯尼亚分别有一千头左右,当时南非除了建立保护区、打击偷猎外,还采取了鼓励农场主进行养殖和散放、允许游客参观和补饲等措施,使得其白犀牛种群数量开始增长。当达到两千头时,国家拿出一定指标,允许对老弱病残的个体进行国际狩猎,所得的丰厚收入一部分用于犀牛保护,一部分补贴当地居民的民生。当犀牛数量更多时,还允许出口到其他国家的野生动物园。经过多年的保护和发展,南非的白犀牛从一千多头发展到今天的两万头,而且每年还在不断增多。

孟宪林:

肯尼亚则是采取加强保护地管理,只允许游客远远观看,没有任何人为的干预措施,更不允许国际狩猎或其他经营活动,但多年下来,肯尼亚的白犀牛数量勉强维持在700头左右。可以看出,两种管理措施和模式,结果完全不同。现在整个非洲白犀牛有24000~25000头,得益于南非的保护和经营模式。

因此,野生动植物保护需要各个国家、国际机构同心协力,特别是原产国、中转国、消费国各方都要重视,通过严格法规、加强执法、宣传教育、解决民生替代产业等综合施策,争取改变现状,实现可持续发展。

《环球》杂志:“野生动植物卫士奖”等活动对于中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及相关领域的国际合作的意义和作用在哪?未来要扩大其影响力,可在哪些方面着手?活动至少有三方面效果:一是对保护管理执法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宣传,是正面激励肯定,必将激发他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做出更大成绩;二是在全社会弘扬保护爱护野生动植物的重要性,发挥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推进了生态文明建设;三是对非法活动、不法人员也有教育和震慑作用。

孟宪林:

未来,要对“卫士奖”的评选和宣传活动予以巩固、完善、提高,继续推进、坚持举办,完善丰富内容、组织方式、精益求精,久久为功;要注意提高社会参与度,提高典型事例的认可度,以及后续社会对成果的运用等。

  濒临灭绝的动物有:大熊猫、金丝猴、华南虎、朱鹮、褐马鸡扬子鳄、黑颈鹤藏羚羊、四不象等。

黑鹳、灰鹤、红腹角雉、大鲵、红腹锦鸡……生态之城贵阳拥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据统计,贵阳市共有国家重点保护和三有陆生脊椎动物276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的动物有黑鹳,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有鸳鸯、灰鹤、红腹角雉、大鲵、红腹锦鸡等49种……

  濒临灭绝的动物有这么多,但依然有人为私利所驱使,对野生动物肆无忌惮地捕杀,严重破坏自然界平衡。比如近日《上虞日报》报道的,几个五六十岁的大叔为了饱口福卖铜钿,捉了90多只青蛙。这看起来是小事,但捕食繁殖期的青蛙,其实已经破坏了野生动物资源,触犯了国家法律。

今年以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工作,积极开展各种宣传活动,依法对辖区内的野生动植物的保护、猎捕、驯养繁殖、经营利用、科学研究等活动进行监督管理,不断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切实加强生态建设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广大市民保护野生动植物意识增强,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为建设生态文明城市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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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查处:“撑”起安全保护伞

  保护野生动植物的必要性:

对于野生动植物保护来说,执法查处是最直接的武器。“在日常的执法管理工作中,我们开通并制定了与12345公共服务热线、12369环保热线、110报警中心等部门联动的24小时举报热线。”贵阳市野生动植物管理站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同时,在贵阳市域的餐馆酒店、重点林区及贵钢、万东花鸟市场等地,我们联合森林公安、工商等有关部门,进行不定时定点的‘常态化’巡查,坚持做到有案必查,有案查好。”

  保护野生动植物,需要提高全社会的认识水平,强调一个观点,那就是保护野生动植物就是爱护我们自己。须知,有一种植物消失了,以这种植物为食的昆虫就会消失;某种昆虫没有了,捕食这种昆虫的鸟类将会饿死;鸟类的死亡又会对其他动物产生影响,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破坏了生物多样性,威胁生态系统,进而也终将危及人类自身的存续。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维持生物的多样性,就是在维持我们自己的生存环境;保护野生动植物,其实也就等于是在爱护我们自己。

今年以来,贵阳市野生动植物管理站联合有关部门共出动执法人员415人次,查处野生动物512余只,办理非法猎捕野生动物行政案件5起,查处野生植物桩头455余株,处理野生动物扰民事件130余起。

  保护野生动植物的措施:

在强化执法查处的同时,贵阳市野生动植物管理站切实开展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工作,按照相关文件,积极向国家林业局申报建立疫源疫病监测防控标准站。经过国家林业局的调研、评选、推荐,今年9月被国家林业局列为贵州省唯一一个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标准站建设典型示范单位。

  此外,要加强宣传教育及执法力度。很多人的法制观念淡薄,虽然知道捕猎青蛙、麻雀等行为不对,但是并未意识到已经触犯了法律。比如“大学生掏鸟窝被判十年”一案,还有一些人为他叫屈,认为不过是“闲来无事掏了几只鸟”。有关部门应以野生动植物保护执法的常态化,带动法律宣传和知识普及,进而让野生动植物保护观念深入人心,有效维护野生动植物资源和自然生态环境安全。

为防止野生禽鸟疫源疫病的发生,全面维护公共环境安全,贵阳市野生动植物管理站制定突发性疫源疫病应急预案,组织人员不间断地对贵阳市辖区范围内的林场、林区、湿地、沟渠进行初步踏查,观测该地理标示点范围内的野生鸟类的活动情况;采取日常管理与突击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定期和不定期的对贵阳市城郊、重点林区及贵钢、万东等花鸟市场等地进行不间断的巡查,将巡查工作纳入常态化;对市场内鸟类经营户进行疫源疫病防控方面的宣传教育,使经营户掌握一定的鸟类疫源疫病的防控技能。

  全社会共同参与动植物保护:

紧抓管理:生物资源多样性保护取得成效

中国野生植物保护协会会长马福表示,野生动植物保护需要动员广泛的社会力量支持和参与,以开创全社会共同保护的新局面。

野生动植物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生态系统状况的标志。

  马福在当天举行的“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卫士行动”表彰活动上表示,近年来,我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取得了明显成绩,但也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野生动植物生存空间受到挤压;乱捕滥猎、非法交易等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的情况还时有发生。

“为保护生物资源多样性,我们开展鸟类生物多样性监测,组织实施全国生物多样性监测示范黔灵山公园、森林公园繁殖鸟类监测,及开阳县样区繁殖鸟类监测工作。”该负责人说,同时,贵阳市野生动植物管理站还组织实施阿哈湖国家湿地公园“鸟类多样性调查及湿地水鸟种群动态”监测,监测数据作为全国生物多样性监测评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为湿地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及管理提供理论及数据支持。

  “这些情况给我们的保护管理和执法监管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迫切需要进一步发挥社会各界的作用,协助、配合主管部门实施拯救保护行动,开展宣传教育,提高公众意识,加强行业自律。”马福说。

不仅如此,为提高贵阳市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水平,贵阳市野生动植物管理站还专门建设了野生动植物标本馆,标本包含了鸟类、蛇类、兽类等省级、国家级野生动植物。其中,野生动物标本139份,植物标本2005份。

  “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卫士行动”由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等主办。旨在激励、表彰我国积极参与和支持野生生物执法工作,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同时向公众宣传普及野生动植物保护理念。

同时,结合贵州省绿色贵州建设三年行动计划考核及林业资源二类调查,贵阳市启动了古树名木专项调查和挂牌保护工作,切实加强古树名木保护,弘扬先进生态文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宣传教育:唤起市民保护野生动植物意识

保护野生动植物,宣传先行。这一年来,贵阳市野生动植物管理站可没闲着。

加强自身队伍建设成为了首要任务。根据《贵阳市维管束植物及脊椎动物调查报告》,贵阳市野生动植物管理站结合历史资料,编写了《贵阳市三有保护野生动物实用手册》。“《手册》图文并茂地介绍在贵阳市分布的276种三有保护野生动物的基本情况,并对一些常见的贸易物种及其野生动物制品进行了介绍。作为一线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人员的工具书,《手册》具有重要的意义。”该负责人说。

同时,结合实际情况,贵阳市野生动植物管理站组织各区市县生态文明建设局负责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工作的业务骨干60余人,对新野生动物保护法,疫源疫病监测等方面进行了培训,使全市各级从事野生动植物保护的工作人员及疫源疫病监测队伍的业务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得到提升。

为提高民众的野生动物保护意识,今年以来,贵阳市野生动植物管理站根据不同主题,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了贵州省“爱鸟周”暨“世界野生动植物日”宣传活动,共开展宣传活动2次,发放宣传物品2000余份,新闻媒体报道35余次。

“通过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普及有关法律法规,提高社会公众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增强了广大群众保护野生动物的责任感,在全社会形成爱护野生动物、保护生态环境、崇尚生态文明的良好风尚。”该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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